人民的生老病死都交給政府

      高福利是很多國家的追求：挪威施行很全面的福利制度——“從搖籃到墳墓”，中國前駐挪威大使朱應鹿曾談到，在挪威，生孩子國家要補助，孩子生下來到16歲，每年有津貼。教育、醫藥全部免費。人死了，殯葬費由國家來買單。99年一年國家在這方面要花費460億美金；同樣，1999年，法國頒布了《醫療保險基本權利法》，該項法律規定：收入低於法國法定最低限額者可享有免費看病、接受醫療救治的權利。目前，該法惠及法國民眾450萬人；而在希臘，歐債危機前，希臘的公共部門僱員一年有14個月的收入，憲法保障他們的鐵飯碗，58歲就可以退休，退休以後還是一年14個月的養老金，一年至少有一個月的帶薪休假，據説很多人一年中有七個月的時間是下午兩點半下班。

高福利的背後有著高稅收

      “從搖籃到墳墓”的社會福利制度固然好，但高福利必須建立在高稅收的基礎上，2007年時，歐盟的稅收佔到GDP的39.8%，這比美國和日本的可比數據高出大約12個百分點。在歐美，有專門針對社保福利開徵的社會保障稅，在法國，該稅收佔到所有稅收貢獻中近四分之一的比例，佔到GDP的16%。
       歐洲在保持著高昂的稅收規模時，也保持著全球數一數二的個人所得稅稅率。歐洲的個人所得稅普遍很高，意大利、德國、法國的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均逾40%，相比之下，美國的最高個人所得稅只有35%。而在瑞典，一般人的個人所得稅徵收率就高達30%～50%，高收入者的納稅率甚至達到70%～80%。瑞典的遺産稅最高可達98%。

福利水平一旦變高，很難降下來

      但即便是如此之高的稅收水平，某些國家仍然對繼續推行高福利政策感到力不從心，但老百姓幾十年如一日享受福利的習慣已經養成，要拿回屬於他們的福利，不是政府一紙決定就行的。倫敦的暴力示威、法國和雅典的罷工、巴塞羅那的抗議，無一不令福利歐洲倍顯尷尬。
       英國政府用於支付失業、住房、身體殘疾和子女供養費等各種社會補貼的賬單總額高達1800億英鎊。首相甚至親自出面，勸阻失業人口不要多生孩子。這番實話實説馬上招來批評，英反對黨的發言人稱首相無權對民眾的家庭事務指手畫腳，政府應該集中精力努力增加工作機會，而不是急於削減各種津貼。更有網民疾呼，生孩子是那些家庭的人權，政府要想削減人口，應當退出歐盟、停止移民。積累越多的高福利，給的時候容易，想要收回來，絕非易事。

政府推行高福利政策會使行政成本變高

       稅收高，福利高，隨之而來的就是政府需要更多的部門來對此進行管理，再加之歐洲總體經濟發展速度不快，GDP增速與政府開銷形成一低一高的局面。以瑞典為例，七十年代瑞典的國民生産總值（GDP)增幅下降了一半以上。但為了保證福利政策的推行和保證稅收，瑞典政府的開支越來越高，1995年瑞典政府開支佔到GDP的66％；同年政府的債務佔國民生産總值的80％。從1970到1988年，連續 18年瑞典政府在赤字下運作。為此不得不舉債維持，僅僅是債務的利息，就大到佔政府支出的七分之一，是僅次於社會福利開支的第二項支出。無法減少全民福利支出，政府只能自尋出路，瑞典中央政府除首相府外，政府辦公用房全部是租用的，租用的原則是經濟適用，完全實行市場化運作。

福利不與勞動挂鉤，不符合經濟規律

      在市場經濟主導的社會，福利政策應該更加契合市場規律。富人納稅多，但實際收入仍然令大眾望其項背，這樣，他們更願意選擇商業保險來為自己謀得福利，社會福利作用於他們，雖然公平但總顯得“用錢不當”、效率不高；在這些國家，即便是失業者也能拿到金額不菲的失業金，法國失業救濟金按失業前工資計算，平均為這一工資的57%，高福利國家造就了眾多不勞而獲的懶人，這樣一來，本意在於救助的社會福利就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。在這些高福利國家，由政府主導的福利政策對市場的變化熟視無睹，違反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，一連串的負面影響隨之而來。

借錢發福利，讓很多國家欠債難還

      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測算，歐洲國家佔據全球薪酬最高國家“前三甲”、幾乎全覆蓋的免費醫療、福利支出平均佔政府總支出的50％左右，其中法國高達70％。由於無差別地、不遵循市場規律地推行社會福利制度，很多國家只能依靠借債這種寅吃卯糧的做法來維持。
       希臘的破産危機正是由此産生的，加入歐盟後，由於借款利率較低，希臘一口氣借了3000億歐元，直到金融危機後，世界才突然發現希臘政府預算赤字已經高達GDP的13.6%、政府總債務佔到GDP的115%。在人口老齡化和經濟衰退下，習慣了優厚福利的歐洲人卻不願勒緊褲腰帶度日，借貸就成了歐洲各國維繫高福利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，當借貸雪球越滾越大，赤字難堪重負時，債務危機便隨之而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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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社會危機也應運而生

       勞動者積極性減退：失業救濟太寬厚是歐元區國家長期以來對付失業頑症的策略，但他更像是一個很大的敗筆。寬厚的失業補助金及其他福利降低了人民的工作熱情，在失業保險方面，一些歐洲國家之前也相當慷慨，不上班的收入也能差不多維持生活，為此有人認為這種制度孳生了大批的懶漢。目前德國正在評估是否要對這一政策進行改革：“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社會保障系統，以激勵人們接受正常的工作，而不是讓人們去懶惰，給人們一些偷懶的刺激性政策。”
       移民涌入加劇社會矛盾：由於歐盟成員國相對美國較為開放的移民政策，哪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待遇優厚，勞動力就流向哪。英國騷亂期間，托特納姆地區的民眾主要是非洲移民，其中以索馬裏移民居多。當地人説：“他們通常會生很多孩子，政府會給他們比較好的福利，比如租房子一段時間後，政府就會買下這戶房子的使用權給他們。”金融危機後，這項福利幾乎沒有了，這在移民中間曾引發不滿。而這種由“福利移民”帶來的社會危機，在其他高福利國家也多有發生。

高福利最終導致的是分配結果的不公平

      倫敦騷亂中，許多暴亂者來自失業率高、社會福利遭削減的地區。一名騷亂青年説，這是多年積怨的結果，“有些人可以不用勞動就能得到一切，為什麼我們不可以？”在他們看來，社會福利的削減對他們來説是不公平的。但恰如上文所説，絕對公平、不符市場規律的高福利政策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。最根本的在於，這種政策與“多勞多得”的勞動精神相悖，是對多勞者的不尊重；福利政策制定的本意是維護社會公平，但過高的福利卻與其初衷不符，人人享有高福利只能讓政府、讓人民付出更大的代價。競爭必然産生淘汰，但人人享有高福利已經無法適應市場發展的需求，人們應該放下懶惰、依賴的思想，在競爭中獲取財富，獲取真正的福利。

高福利帶來大政府，受害者還是人民

      美債危機中，學者陳志武認為“這次債務危機爆發，否定的是現代政府走向福利國家的潮流，否定的是‘大政府主義’”。大政府指的是指奉行干預主義政策的政府，一般被理解為意味著經濟管理與社會控制。美國面臨債務危機時，政府強制推行的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，美花費高達1.3萬億美元，但失業率仍在9%左右徘徊，經濟刺激政策基本無效，在奉行自由經濟規律的市場面前，大政府所做的努力並不能起到左右局面的作用，而違背經濟規律的下場，則往往是被市場所懲罰，美債危機、歐債危機、還有其他高福利國家的困境，均由此而生。與此同時，借推行高福利的東風，官僚機構會變得越發臃腫，政府會將權力無限擴大，最終對人民的控制越來越多，人民走上了一條真正的“通往奴役之路”。